去年7月笔者曾指出，尽管英国经济前景黯淡，但有两个重要积极信号却被专家圈子以外的人们所忽视。首先是大曼彻斯特地区在生产力增长方面的表现优于伦敦，同时有迹象表明英格兰北部其他地区也开始受益。
其次是伦敦房价（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价格）已有近十年跑输本国其他地区大约20%。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并且展现的是其他地区的增长而不仅是伦敦房价下跌（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出现此现象），那么就将对社会的流动性产生积极影响。
在审读最新公布的、凸显了英国经济表现的疲软以及政策乏力的政府预算案时，笔者始终努力将上述两点纳入考量。尽管在该国占主导地位的中右翼和右翼政党似乎已意识到必须采取更大胆的政策方案来扭转局面，但现任工党政府却依然反应迟缓。尽管该党占据议会大多数席位，但民众支持率却在不断下降，而该党为何未能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已日渐成为一个难以解释的谜团。
首相斯塔默领导的英国政府迟早必然要解决至少五项重大的政策错误。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偏离工党2024年的竞选宣言，而这本不应成为问题。显而易见，政府为自己套上的政策“紧身衣”正在削弱其施政能力。
第一个问题涉及与欧盟的贸易。如果政府想大胆行事，它将启动一个进程，以重新加入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正如斯塔默和财政大臣里夫斯都十分清楚的那样，这是提升英国贸易表现至任何有意义程度的唯一途径。
第二个问题涉及不动产。虽然经济学家在任何问题上都会有分歧，但英国荒谬的房地产税制却是个例外，所有人都认为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一个显而易见的改革方向就是对土地价值而非其上的建筑物征税。但如果这样的转变过于困难，那么次优的解决方案就是对市政税等级（住宅税级）进行大规模结构性调整，使其得以反映当代估值，然后废除抑制了住房市场活动的印花税（即对超过特定价格的房产交易征收的税）。这样一来就不需要违背工党的任何承诺。
第三个问题涉及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尽管在过去十年间，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后，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但该体系似乎仍有能力吞噬更多的公共开支。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时（1979~1990年）教育经费相对GDP的比率与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大体相当，而如今后者所获得的拨款却是前者的2.5倍。
对这一差距的容忍在经济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将提高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更不用说创造更多的税收和培养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基于教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需要背离工党的宣言，但意味着要结束工党“保护国家医疗服务”（无条件增加开支的委婉说法）的传统。
第四个问题是自从卡梅伦15年前就任首相以来英国的养老金领取者一直享受着极为优厚的保障。由于老年人比其他群体更有可能投票，每个政党都不愿取消“三重锁定”，即国家养老金每年“根据通货膨胀率、工资涨幅或2.5%（以最高者为准）”进行上调的规定。甚至也没有人有勇气按照英国财政研究所（IFS）的建议来调整这一安排，即直接使用平均收入增幅而非“以最高者为准”来作为养老金的提升基准。
与笔者私下交谈过的每一位政策制定者，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认为三重锁定从代际角度来看是不公平的。但历届政府都认为“别在我当政时动手”这一懦弱的原则更容易被接受。那斯塔默领导的政府最终能否鼓起勇气去做该做的事情呢？
最后，关于福利金（“个人独立补助金”）给付和快速增长的残疾保险费用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几个月前《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目前约有一百万人在同时申请所有四种残疾津贴，申请人数量较之前出现了大幅上升。这样一来他们的年收入就比领取最低工资的上班族多出约3000英镑（折合4000美元）。这怎么行呢？
需要有人开始拿出雄心壮志来解决上述五个问题。恢复到2008年之前或更高水平经济增长率的机会就在眼前。
（作者系英国前财政部长、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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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奥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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